多元音乐与和谐社会
发布时间:2012-08-08 浏览次数:

如果说从二十世纪早期的“新文化运动”到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解决的是中国如何拥抱世界的问题,那么二十一世纪我们要解决的便是如何让世界拥抱中国,中国又该以何种价值观存在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与之和谐相处的问题。              

2005915,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的讲坛上,胡锦涛主席发表了题为《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讲话,郑重提出了新时期关于构建“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新命题。此后,中国领导人又多次在国内外重大仪式场合,大力倡导“和谐世界”的新构想。“和谐世界”已成为一种顺应时代潮流、代表人类共同意愿的国际秩序新构想和新范式。[1]在此构想和范式下,在实践领域对和谐世界方法论、实现方式、路径原则的探讨也可谓“风生水起”。但将“和谐世界”理念与现实结合,并以实践证明论证,已具可参考价值的方法论却鲜有论及。

在述及世界的“和谐”之前,首先有必要还原“和谐”一词的原生语境。何为“和”?古代称大笙为“竽”,小笙即为“和”,而笙是中国古老的气鸣簧管乐器。在《说文解字》对“和”的解释为:“‘和’字左‘禾’右‘口’,解释为‘相应也’,引申为互相唱和的意思。《论语学而》云:‘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中庸》:‘和者,天下之达道也。’”何为“谐”?在《书舜典》中,“谐”出现在如此的行文中:“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这里的“八音”为古代八种不同材料所制成的乐器,指各种乐器、音符、音调间的配合与统一,造成和谐的氛围。‘谐’字在《说文解字》中原作‘’,从龠皆声,指音乐和谐,引申为和合、调和之义。《左传襄公十一年》:‘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由此可见,在汉语中“和谐”一词源出于对音乐的描述。

那么,探讨构建和谐社会这个宏大的命题,回溯至音乐之和谐的层面,也许是朴素地回归至本真起点。当然,笔者并无意以专业音乐的术语体系来构造该过程,实际上,将和声、配器、旋律、织体等技法与社会和谐的不同维度进行捆绑式论证,即牵强也不现实。在这里,本文尝试以多元文化中的音乐源流实现汇聚与奔流,从而给予构建和谐社会之启示的视角来进行探讨。近年笔者在《中国音乐》发表了《“双重乐感”的人才培养设计——以新疆多元音乐文化为案》和《再论双重乐感的人才培养》等文章,文章从理论依据、实施原则、方案、意义等几个方面分析论证了“双重乐感”人才培养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以此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步骤、方法,并以“双重乐感”的理论与实践在新疆多元音乐文化背景中的建设为启动平台,为音乐教育实施“双重乐感”人才培养论述了理论与实践依据。如今,开展了近四年的“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教学改革经历了早期的迷茫后逐渐步入正轨,从理论到实践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我们对“双重乐感” 理论与实践的科学性、艺术性、文化性和朴素性的认知,依然存在很大的开拓空间。因此,我想结合实施“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教学改革的经验,就“双重乐感”理论实践与“和谐社会”的多元共建提出自己的思考,并以文化阐释原理,深层论述“双重乐感”文化内涵,以此论证其与“和谐社会”思想在认识论的深层一致性。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2]季羡林先生谈到和谐时也曾说必须处理好三个关系:第一,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就是天人关系;第二,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第三,个人身、口、意中正确与错误的关系,也就是修身的问题。[3] 而“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4] “一个社会的和谐,在本质上体现为一种和谐的文化精神。当今世界,文化已经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建设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5]   因此,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和和谐世界,维护人类世界的持久和平,归根结底是要实现文化和谐。

季羡林先生还曾提出世界上有四大文明体系,而唯有新疆是这四种文明体系共同融汇的地方。“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正是以新疆独特的多元文化历史为背景,以民族音乐教育、文化体验为实践平台,在坚持文化多元论、文明多样性、认知全元论的前提下,强调对音乐文化的身心体验,通过身心体验感悟文化之间的体系之别,进而尊重、欣赏文化间的差异,实现文化间的平等、包容,以此最终达到各种不同文化间的和谐共存,从而实现人类社会的美丽相处。

“双重乐感”(bi-musicality)一词由美国音乐学家曼特尔.胡德(Mantle Hood)在上个世纪80年代提出。所谓“双重乐感”或“双重音乐能力”是指音乐学家如果研究某个特定民族或风格的音乐,必须具有完全参与该种音乐体系的能力,只有通过本身的时间理解了他文化的音乐基础后,才能更好地用语言来加以描述该音乐。此理论在音乐教育中的实践,就是要把对音乐文化统一性的追求转向对音乐文化差异性的关注(B.内特尔);把音乐现象的科学分析转向对音乐的文化历史关照(S.费尔德);把以欧洲人听觉为基准的“音感”普遍性转变为破除听觉‘偏见’的立场;从单一音乐能力(单一乐感)概念转向多重音乐能力(双重乐感)的实践(M.胡德)。[6]在理论范式上,“双重乐感”以文化多元论、相对论、全元论为理论基础,向百年间存在的“文化中心主义”(欧洲中心);文化进化论(线性思维);原教旨主义提出质疑批判;在实践维度上,“双重乐感”立足于文化多样性,以“体验、尊重、欣赏、包容”为事实目的,推进对音乐文化、艺术文化、民族文化的最终理解认知,并以此实现对人类世界文化的差异欣赏,最终达到人类世界的和谐。

“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强调以亲身体验的主位法认清研究对象的本质,以客位分析法得出最客观实际的规律;以“主-客”位间的“跳进”与“跳出”,实现对异音乐文化的认知和对母文化的反思。正是这种“双向体认”使得人类个体具有了“双重音乐”(多重音乐)或“超音乐”能力。

“双重乐感”提出者是美国学者,当我们利用这一理论指导我们实践时,则必须对其产生背景和时代做深刻分析,并努力使其“中国化”或“本土化”。一如该理论所倡导,对异文化的理解认知必须是以深刻体验“主我”认知,和深入理性的“客我”分析为前提基础。“双重乐感”的理论提出者曼特尔.胡德(Mantle Hood),本质上是个文化平等主义者,但因西方学者认知思维模式与中国认知模式有着质性不同。“西方人重知,中国人重情。知自外来,属分别性。情由内发,属和合性。孰轻孰重,人生随之大异。”[7] “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以分析思维为主导” 8] “思维模式是一切文化的基础,思维模式不同,是不同文化体系的根本原因。”[9]因此,“双重乐感”中“乐感”指代的是西方分析思维模式下单质的音乐,而在中国“双重乐感”的理论和实践所指涉的“乐感”,应充分认识到中国“乐”不同于西方的“乐”,中国传统的“乐”,是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如孔子言:‘辞达而己矣。’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则文辞非可独立成一项学问,乃以表达心情,而有文辞之修饰。文辞仅为一工具,中国古人称为艺。则歌唱音乐与舞蹈皆一艺,而又与文艺相通一贯,融和会合,有增之以脸谱服装彩色图绘。故中国学术皆必通而为一。而西方如文学音乐绘画舞蹈,则皆可分门别类,互不相通,各自独立。其和合是偶然,其分别乃正途。此则与中国显有异。”[10]即““双重乐感”之“乐感” 内涵和文化“原境”(context)在中国,具有着更为广泛的文化空间和深层内涵。它并非如西方仅独立存在于“听觉”,而是“听---文”一体的综合艺术形态,更具有文化的绵延性。由此我们所提倡的“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注重对“乐感”综合文化属性的认知、注重对“乐感”历史背景全元性的文化关照,注重对不同体系“乐感”差异性的体认,注重对不同质性“乐感”的欣赏认同。而这种差异性的体认和认同,正是“和谐世界”所倡导的“本着‘友好’的国际精神,相互尊重各自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在‘求同尊异’中平等地分享地球表面带给我们的共同利益”。 [11]

一、体验

双重乐感尤其强调对异文化的身心体验,通过深入的文化实践而体认异文化与母文化之间的体系之别,进而懂得相互间的尊重、欣赏、包容,最终以艺术文化人类普适的共同意旨性,体悟到整个人类文化观念、思维模式之差异;在文化差异体验、理解、尊重、欣赏、包容的基础上,实现不同质性文化间的和谐共处。这是费孝通先生提到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12],也是杨义先生提出的“大文学地图、文化还原”的核心要义。[13]

对艺术文化体验有历时性要求更有共时性的前提,在纵轴上我们对一个民族艺术文化的体验必须是以历史性眼光全元性参与,对一个民族艺术背景、文化历史必须有足够的了解、认知,才不至于在共时性体验、参与中,发生一些不必要的错误;甚至是有伤民族感情和关系的“无知之罪”。对一个民族艺术文化历史性的历时性认知、掌握还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地还必须有世界性、共时性的宏远视野;今天的民族艺术文化已不是人们主观认为的:各自独立存在、独立繁衍、发展的;其实这种完全“孤立发展”存在的文化,在人类历史上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文化自会产生交流性,文化的交流性会推动着整个人类社会的进步。所以对一个异文化的理解、体验、参与必须是动态的。由此,必须把一个民族的艺术文化置于整个人类更为宏大的文化视野当中,寻找该民族艺术文化之所以在世界文化、文明进程中存在、繁衍、发展(强大、弱化、濒危、消逝)的原因;并在这种宏观视野的参照下,追问该民族艺术文化现代发展出路,进而思考该民族艺术文化之未来。以此更为全面、客观、科学地认识该文化、更为深刻地体验该民族艺术。

 对一个民族艺术文化的体验,不仅需要通过“显性学习”等易被觉察的学习、锻炼、教化等手段来实现“文化认同”,更重要地是个人在异文化与母文化异常复杂、包容、融合的地域、自然、生态生活环境中“内隐学习”的“文化自觉”。这种长期浸淫、潜移默化而来的“文化自觉”,最终所形成的文化能量将足以推动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国家、整个世界的和谐发展。对异文化理解、尊重、欣赏的前提必然是经过绝对的、大量的文化体验实践,才能认识到异文化的尺长寸短。才能从内心本真上来理解异文化、尊重异文化、欣赏异文化;并在这种对异文化体验、理解、尊重、欣赏的基础上实现对母文化更为深入的反思,从而实现文化体系之间的包容,并在“美人之美”中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平等、尊重;最终实现人类世界的和谐、和平。

二、尊重

尊重是建立在深入的文化体验、理性实践基础上的。因此,“双重乐感”所提倡的尊重首先是一种理性尊重,即对异文化的深入体验后,“客位”的体认。同时由于具有母文化的前在认知,通过对异文化的体认,又会对母文化进行底层反思。这种走进他者,跳出他者,走出自我,回归自我的文化双重反思认知,必然促使个体本身文化层多元,从而在这种多元融合中,深度认识自我;理性认知他者。其次,“双重乐感”所提倡的尊重是一种差异性的全面尊重;对他文化深入的体验和理性尊重的同时,必须意识到文化体系之间的“体”之差,“用”之别。不同质的文化体系之间具有一定的不可通约性,这种文化体系之间的差异是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原因。在亨廷顿看来文化多样性是文明冲突的原因,但我们必须辩证的看待这一事实,“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动力。越是异性、异质的文化,互补性也就越强。”[14]尊重不同体系、不同性质的文化,不仅包括文化共性的理解尊重,更为重要地是对文化个性、差异性的理解尊重。这种对文化差异性的全面尊重,才是促进文化交流、文明对话的关键。

一切文化的价值都是相对的,绝对的价值标准和评价机制是不存在的。“双重乐感”强调体验实践后的尊重,实质是对文化体系之间差异性,理性而全面的尊重;同时也是对文化体系在功用方面的理性尊重。只有对文化体系差异性有理性全面的认识,才能谈到情感尊重。对异文化深入的身心体验,促使个体对异文化的理性认知;因对异文化深入理性的认知,又会反思母文化的体系差异。这种双重文化反思将母文化与异文化置于理性尊重平台之上,在同一认知个体中并存、甚至杂糅,从而带给个体全新的文化感受和情感记忆。个体对异质文化有了足够的认知、理解和体验,也因此会植入难以名状的情愫,使得个体沉醉、迷恋、而主动地融入。也因为这种情感的融入,促使“双重乐感”倡导的尊重成为一种学养型尊重。所谓学养型,并不是学习中的辅助养料,而是在生活中成为个体生存的一种需要,是土壤型尊重。即当对一种异文化深入体验、实践;理性认知、尊重、融入个我情感之时,这种文化就如我们对母文化习得的隐性与显性之别那样:不论我们是否能觉察文化之存在,我们都会深受其影响,并在自发状态中遵从文化轨迹。异文化与母文化的杂糅、融合会衍生出新的文化自觉,并在这种自觉中将完全不同质的认识与识别。在具体的文化生活、生存的体用中,又展现出文化体系本身所具有的开放、包容性。因此,个体身心中不同属性的文化层,在社会认同、文化体认、情感记忆、历史感受、民族建构的进程中,发挥着学养性、土壤性的润泽作用。使得个体对异文化的感受、认知成为一种天性、一种完全的融入而又绝对的超离。这也是笔者在央视《读书》栏目中说到著名文化学者周吉先生能取得斐然学术成果的原因时所说的“如果没有大量的、长期的、深入的生活体验、文化实践,周吉不可能拥有如此‘超音乐文化’能力。”

三、欣赏

“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中所论及的欣赏,首先是艺术的欣赏。三年前“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以新疆多元文化背景为实践平台,在音乐(舞蹈)领域推行“音乐(舞蹈)双语”教育。三年来,拥有“双重(多重)音乐(舞蹈)语言”能力的学生,形成了一种三维语言观,他们在具备母文化常规音乐能力的同时,对异文化音乐也拥有了极为敏感的理解能力。不同文化、不同民族的学生在“双重乐感”理论实践浸润之中,具有了单一音乐能力人不能达到的立体语言概念,这种更深层次的文化观能导致更加灵活的认知能力和更加和谐的文明意识。2009年在香港,2010年在新疆,新疆师范大学木卡姆艺术团与香港中乐团共同呈现了四场《穿越时空丝绸之路》音乐会。具有异质性文化模式的艺术家,不同国籍、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在艺术的体验、欣赏中,感受不同文化的魅力、体悟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认同不同文化的存在价值,建构不同文化间的和谐。被同行专家称之为“高文化含量,具有反思人类音乐教育模式” [15]的音乐会。“艺术世界是奥妙无穷的世界,艺术经验对丰富人生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艺术与人性中最深层的东西息息相通。在人类历史长河的每一关键时刻,艺术都给人以希望和勇气,使人类的天才和智慧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施展,并保证了人与人之间心灵的交流。”[16] 音乐会中尽显文化的力量,美的力量,爱的力量,对两地观众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震撼。

“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正是基于艺术对世界的不可或缺性,积极创造和推广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世意义的国际理念,加深外部世界对中国和平发展、世界和谐的认同和适应,从而让中国与世界拥有相一致的人类价值理念,也让世界理解中国“和谐世界”价值内涵,最终在艺术的欣赏中抵达人类和谐、世界和平。

另外,“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所论及的欣赏根本上还是一种文化欣赏。艺术本身是一个开放的领域,其内涵是不断丰富和扩展的,因此艺术的发展潜力是无限的。而说到底,艺术是文化的一种,都是人类历史的养育。因此,对艺术欣赏的终极旨归必然是对文化的欣赏。“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以艺术最朴素的“人类共同意旨性”,到世界多样文明的“美美与共”,再到“世界和谐”,是“双重乐感”理论实践的深层文化内涵。在艺术欣赏中感受文化多样性,体悟文化体系之差,在差异中对异文化深层认知,对母文化底层反思。这种双向认同最终将人类思维模式导引向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尊重与文化包容。正是在这种“双向认同”总汇上的丰厚感受,使得个体能够以俯瞰历史的眼光透视古今之变化,以理性的序列分析社会之差异,从而在质疑“文化进化论”和否定“欧洲中心主义”中,建立一种具有高度的本体超越性和宏观历史审视力的审美体系。也是通过这种双向体认,中国热情而自信地拥抱世界,世界亦会平等而友善地拥抱中国。

“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通过艺术间的身心体验、欣赏、尊重、包容,而实现异质文化体系、内部和外部之间平等、开放、对话、交流的双向欣赏,双向认同,人类世界因此趋向和谐,趋向天下大同,从而最终实现人类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景。

四、包容

“双重乐感”倡导的包容,不是博爱语义上的宽容。这种宽容是缺乏中立性的政治、伦理概念,拥有着潜在的家长式统治姿态和权威话语,对异质文化接受是有限度、有界限的,一旦异质文化超过了接受者潜在限度或者界限,就不再是受尊重的文化。这种带有“阈限的宽容”(threshold of tolerance),是自我或我们非平等地对待他人和他们的概念,是有限度地善待他人的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伪平等和潜在的霸权观念。这里的宽容总是在最强大理性的一方,即强权就是公理,带有着极强的文化中心主义色彩,将异质文化视为从属的、可以被同化的并且是在差异方面被人曲解的,并且始终以家长式或者居高临下地态度对待异质文化,始终提醒“他”或“他们”:“我在我家留一块地方,让你生存,但你别忘了这是我的家……”[17]而“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倡导的“包容”,不是多元并置而形成的空间容纳、数量叠加之容,它是蔡元培先生倡导的兼容并包、是墨子的“兼爱、非攻”,是儒家所称的“仁者爱人”……。这里的“包容”,不再限于字面的意义,更强调格式塔(Gestalt)式的“部分之和大于整体”,被赋予了“交融”、“融汇”而至“贯通”之意。具体而言,是在身心体验、尊重、欣赏之前提下,将异质文化平等的置于人类文化研究、欣赏、认知视野,把异质文化作为平等的合作者加以接受;是对异质文化不加以主观界定、限制的接受;是在体验、尊重、欣赏的平台上平等地对话、交流、汲取、发展的接受;是在足够多的身心体验、尊重理解、欣赏品鉴的基础对异质文化的开放,是在拥有“主我”感受、又有“客我”理解上的包容,是在意识到不同文化体系之间质性差别后的理性包容。一言蔽之,是能动的包容。

不同的文化体系或者文明形态,在“体”上具有不可通约性或者通融性。故而“真正导致文化冲突的不是体的相异性,而是对体相异性的态度。”[18] “历史经验表明,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而且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束缚,更需要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19]由此,“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所倡导的包容,是在多元文化场景中以艺术文化的身心体验为基础,在尊重理解前提下,倡导不同体系文化间的欣赏、交流、对话;在充分体悟文化间体系差异的基础前提上,强调不同文化观念下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平等对话、相互理解的包容。这种包容,是充分认知文化体系差异的前提下,在态度或者思维模式上的包容,是一种功用性的文化包容,是实现不同质性文化间和谐相处的理念性包容。而文化包容本身并不是一个静态植入、平行并置的过程,是不同内核的异质文化相遇,产生“聚变”而释放出新能量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文化包容就是制造“聚变反应堆”,从而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不竭动力的源泉。

结语

和谐社会的理念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得以践行和实现?对于这个宏大的目标,必定有着不同的理解,也可能存在着不同的行进方式,但归根结底其最为决定性的支配理念就是文化,即从文化层面上确立这个进程的起点。文化观念的不同便会造成迥异的性格、态度、行为、结果,当然也就会形成完全不同的发展理念。“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中,体验是前提、尊重是关键、欣赏是核心、包容是态度与方法。四维相互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但却不是前后相继、前因后果的线性逻辑,而是相互之间互为因果,相互衍生的关系。四维之间虽没有前后的必然生成关系,却存在着天然的融合合力。正是这种融合合力,使得体验、尊重、欣赏、包容能相互转化、转换,共同作用于个体对文化的理解和体认。缘于此,在“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中,四维的综合合力导引出现代文化,从而实现社会和谐与世界和谐。其实,纵观历史,中华文化与文明正是在这种不断交流、碰撞的过程中融合并发展的。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世界各民族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对此都有一定的认同;“和谐是人类社会共同的理想追求,世界各民族文化中都有一些崇尚和谐的思想。”[20]如果我们对季羡林先生针对中西方文化洞穿历史、充满智慧的“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论断有所领悟的话,那么我们在“双重乐感”中所倡导的体验、尊重,正是从现实时间维度,推进着这一“河西而河东”的进程;如果我们对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宏大愿望抱有理解,那么我们在“双重乐感”理论实践中所强调的“欣赏、包容”,正是从艺术普适作用的视角,实践着这一理想;如果我们认为人类“和谐世界”这一美好愿景是可能实现并极具人类朴素智慧,如果我们感受到多元方可和谐、差异更会美丽,认可实现和谐社会这一美好愿景的道路应该是多元的话,那么我们通过在新疆这块天然多元文化融合土地上的实践证明:“双重乐感”理论与实践,是现代社会的新理念、新方法,是现代文化的融合创新,是实现人类和谐世界这一美好愿景的一扇极具现实意义的窗口,或许还是一扇最为直接、鲜活,最具人类普适性价值的世界之窗。

【注释】

[1]《“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新构想和新范式》王公龙《现代国际关系》(京)20073期第56

[2]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6.4.23

[3]《季羡林谈文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2269

[4] []塞缪斯.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王圆译,新华出版社2002

[5]何民捷:《权威访谈 建设和谐文化 为和谐社会提供思想道德力量——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常务副会长严书翰》人大复印期刊200704期年版,第6

[6]张欢、付晓东《“双重乐感”的人才培养设计——以新疆多元音乐文化为个案》《中国音乐》2008.4

[7]晚学盲言  钱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528

8]《季羡林谈文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2123

[9]《季羡林谈文化》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2122

[10]晚学盲言  钱穆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531

[11]阎孟伟《求同尊异:构建和谐世界的一个可能的原则》《江海学刊》南京2007年第4期第4146页。

[12]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8195

13]杨义《文学地图与文化还原——从叙事学、诗学到诸子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序

[14]何星亮《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与互补性》《新华文摘》2011年第9期:112

[15]桑海波 新疆日报2010,9,13

[16] []鲁道夫.阿恩海姆著.滕守尧译《视觉思维》—审美直觉心理学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2:序

[17] 费孝通.文化与文化自觉 北京:群言出版社,2010.8270

[18] ]阎孟伟《求同尊异:构建和谐世界的一个可能的原则》《江海学刊》南京2007年第4期第4146

[19]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N】人民日报,2006.4.23

[20]方克立《关于和谐文化研究的几点看法》《光明日报》2007731期第9